句》。纸发黄了，边角卷了，可字还能看清。

“向大人，”林世功把那本书递过来，“这本书跟了我十几年。从琉球到福州，从福州到北京。我想家了就看它。看了，就不那么想了。”

向德宏接过来，翻开。扉页上写着一行字：“琉球林世功，同治四年春，购于京师。”字写得很工整，一笔一划都很用力，像是刻上去的。

“你是同治四年来北京的？”向德宏问。

“是。那年我二十三岁。国子监的先生们对我很好，教我读经，教我写诗。”林世功笑了笑，那笑容里有光，可那光是旧的，像褪了色的布，“我那时候以为，北京是我的京，见过礼部的郎中，见过翰林院的编修。还见过几个御史，他们同情琉球，帮我递过折子。可折子递上去，就再也没有消息了。我问，说在议。再问，说在等。再问，就没有人理我了。”

“李鸿章呢？”向德宏问。

林世功摇了摇头。“没有。李鸿章多数时间都在天津，不是谁都能见的。我托人递过信，没有回音。我托人递过请愿书，也没有回音。”他看着向德宏，“向大人，您见过他？”

向德宏点头。“见过。”

“他怎么说？”

向德宏沉默了一会儿。屋里很静，静得能听见隔壁房客的咳嗽声。

“他说，拖。”

“拖？”林世功的眉头皱了起来，眉心拧成一个疙瘩。

“对。拖。不答应，也不拒绝。拖到日本自己撑不住。”

林世功沉默了很久。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推开窗户。冷风灌进来，吹得桌上的纸沙沙响，几张信纸飘起来，差点飞走。林义伸手按住。林世功站在那里，望着外面灰蒙蒙的天。街上有一个卖豆腐脑的挑子，热气从桶里冒出来，白白的，在风里散开。

“向大人，”他没有回头，声音有些闷，“您觉得，咱们这样――拖，拖……能拖出结果吗？”

向德宏没有回答。他知道林世功在问什么。拖。拖到什么时候？拖到尚泰王死在东京？拖到琉球人忘了自己是琉球人？拖到这片海变成日本的海？

“不知道。”向德宏说。这三个字他说了很多遍，每一遍都重得像石头。

林世功转过身来。他的脸被风吹得发红，可他的眼睛很亮。“向大人，我们不能只靠拖。我们要主动。要让他们看见，琉球人还在。要让他们听见，琉球人还在喊。光跪着，不够。跪了那么多天，他们看都不看一眼。写请愿书，他们看都不看。我们得让他们不得不看。”

向德宏看着他。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

“写信。”林世功的声音很坚定，像钉子钉在木板上，“写给每一个能说话的人。陈宝琛、张之洞、李鸿藻、翁同――只要是在朝堂上能说上话的，我们都写。一封不够，写十封。十封不够，写一百封。写到他们烦，写到他们不得不看，写到他们睡不着觉。他们不是怕烦吗？我们就烦他们。”

林义拄着木棍站起来，木棍在地上笃地响了一声。“我也写。”

“你的手――”向德宏看着他。林义的手上有伤，是在海上冻的，指节粗大，指甲发黑。

“我的手能动。”林义说，“我写不快，可我写得认真。一笔一划，不会偷懒。”

向德宏看着他们。林世功的眼睛很亮，林义的眼睛也很亮。两个人的眼睛都亮着，和那天夜里在那霸港一样亮。他想起那天夜里，他站在船头，海风灌满衣袖，他说：“琉球向德宏在此。”现在，他不是一个人了。

“好。”向德宏说。

那天夜里，他们开始写信。客栈的房间很小，只有一张桌子，三个人挤在一起。向德宏坐中间，林世功坐左边，林义坐右边。阿勇和阿力磨墨、裁纸、把写好的信折好、装进信封。郑义出去打听地址，哪些官员住在哪里，哪些衙门收哪些信。他回来的时候，脸冻得发紫，从怀里掏出一张纸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地址。

向德宏写给陈宝琛，写给张之洞，写给李鸿藻，写给翁同。他在信里写，分岛方案不能接受，琉球本岛才是琉球。他写了一遍又一遍，写到手指僵硬，写到墨用完了又磨。他的字越写越小，纸越写越满。

林世功写给他的先生，写给他在北京认识的朋友，写给那些同情琉球的官员。他在信里写，琉球亡了，可琉球人还在。琉球人还在求，还在跪，还在等。他写得很快，笔尖在纸上沙沙地跑，像马蹄声。

林义写得很慢。他一笔一划地写，写得很用力，像是在刻字。他的字不好看，可每一笔都很认真。他把那首诗抄了好几份，夹在信里。“古来忠孝几人全，忧国思家已五年。一死犹期存社稷，高堂专赖弟兄贤。”他写的时候，手在抖，可他没有停。墨滴在纸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