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子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着。

突然有一年冬天，原主不知道从哪里抱来了一个刚生下不久的婴儿。

是个男孩，小小的，皱巴巴的，裹在一块破布里。破布是灰色的，边角磨得起了毛，上面沾着血和羊水。婴儿的哭声很弱，像小猫叫，嘴唇发紫，浑身冰凉，小手指蜷着，指甲还没长全。

阿秀给他取名阿宝。那年阿秀七岁，已经会烧火做饭了，会照顾疯了的娘，会在夜里偷偷哭，但白天从来不哭。

可怜的妇人，以为丈夫休弃自已，是因为自已生了个女儿。疯魔的时候，抱着阿宝不肯松手，不停地说：“这是我儿子，相公，这是我们的儿子！”她把阿宝贴在胸口，摇着，晃着，眼泪滴在婴儿的脸上。清醒的时候，把他丢在一边，在旁边默默垂泪，不给他喂奶，也不给他换尿布，任由他哇哇哭。她看着阿宝，眼神里有恨——不是恨孩子，是恨自已，恨命运，恨那个走了再也没回来的人。

这些年都是阿秀在照顾原主，同时自已省下自已的口粮，一口一口把阿宝喂大。她从七岁开始学着熬粥，米下多了会糊，水放少了会干，手被烫过好几次，指头上留着疤。她把粥吹凉了，一勺一勺喂给阿宝，阿宝吃得满脸都是，她用自已的袖子给他擦。夜里阿宝哭，她抱着他在屋里走来走去，拍着他的背，哼着自已都不记得从哪里听来的摇篮曲。

村里人骂妇人是“破鞋”“疯子”“活该被休”。那些话像刀子一样，一刀一刀剜在她心上。她辩驳过，跑到村口，站在老槐树下，对着那些指指点点的人喊：“我没有偷人！我男人是陈世安！他是进京赶考去了！他会回来的！”但没人信她。她的声音在风里散开，被吹得七零八落，像秋天的落叶，飘到地上，被人踩进泥里。

阿宝五岁了。

五年里，他没吃过一顿饱饭。阿秀省下来的口粮只够他活命，饿不死，但永远半饥半饱。他没穿过一件新衣，身上的褂子是阿秀的旧衣裳改的，灰扑扑的，补丁摞补丁，袖口磨得成了毛边，线头一根一根地垂着。他没听过一句好话，村里人看见他就吐口水，小孩子朝他扔石头，大人见了绕道走，像躲瘟疫。

原主清醒的时候会打他骂他。用烧火棍抽他的腿，用笤帚打他的背，揪着他的耳朵把他推进柴房，让他睡在稻草堆里，让他吃猪食一样的东西——馊了的粥，发了霉的窝头，从泔水桶里捞出来的菜叶子。

只有阿秀护着他。

阿秀把娘给的窝窝头掰一半给他，用手捂着，等他吃完了才把自已的那份拿出来。阿秀偷偷给他包扎伤口，从山上采草药，嚼碎了敷在他腿上、背上、胳膊上，用干净的布条缠好。阿秀晚上溜进柴房陪他说话，给他讲故事，讲娘以前的样子——娘不疯的时候，会笑，会给她扎辫子，会唱很好听的歌。阿宝听着，不吭声，但眼睛亮亮的。

三天前，阿秀去镇上卖绣品，至今未归。原主急火攻心，晕了过去。

然后——

然后沈慈就穿过来了。

叮！原主记忆传输完毕。

沈慈消化完这些记忆，脸色铁青。她的手指攥着身下的稻草，攥得指节泛白，稻草被她攥断了几根，“沙沙”地响。她低头看着自已的手——这双手，打过那个孩子，骂过那个孩子，把他推进柴房，让他像野狗一样活着。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，手背上有几道干裂的口子，是冬天冻的，结了暗红色的痂。掌心有厚厚的茧子，一层一层的，摸着像砂纸。

门外传来尖利的骂声。

“扫把星！野种！让你打猪草，你跑哪儿野去了？偷懒耍滑的东西！养你还不如养条狗！狗还知道看门！”

声音又尖又利，像指甲划过石板，在安静的院子里炸开。沈慈挣扎着坐起来，后脑勺还晕着，扶着墙才站稳。墙是土坯的，表面抹了一层粗泥，摸着糙手，有几处裂缝，风从缝里灌进来，凉飕飕的。她推开门，门轴“吱呀”一声，很响，在院子里回荡。

阳光刺得她眯起眼睛。她抬手遮了一下额头，手指在眉毛上方搭了个棚，光从指缝里漏进来，在脸上画出一道一道的光栅。

院子里，一个干瘦的妇人正揪着一个小小的身影。

那妇人五十来岁，穿着靛蓝色的粗布褂子，褂子洗得发硬，领口磨得发白，袖口挽了两道，露出细瘦的手腕。头发用一块旧布包着，布是灰色的，边角毛了，几缕花白的碎发从布边钻出来，贴在额头上。脸上刻着刻薄的纹路，眉心两道竖纹很深，像刀刻的，嘴角往下撇着，法令纹从鼻翼一直延伸到下巴，像两道干涸的河沟。

她一边骂一边拧那孩子的耳朵。手指干瘦如柴，指甲里嵌着黑泥，拧着那层薄薄的软骨，拧得孩子身子都歪了，脚尖踮起来，脖子斜着，整个人像一棵被风吹歪的小树。

孩子瘦得像一